改革开放后，随着经济的发展，伴随着中国社会转型的是社会分化，如何把利益分散化的群体组织起来就成为社会建设的关键问题。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刘培峰昨日做客南都公众论坛，建议把不同利益群体集结，并促进利益均等化。
民族主义会覆盖反思和批评
民族主义是18世纪随着近代民族国家建立而诞生，如今已成为国家结构的主流，对世界历史和地缘政治影响巨大。民族主义者通常认为，民族为“国家存续之*合法基础”，以及“各民族有自决建国之权”。
刘培峰认为，在现代社会中，民族主义是一种*不需要论证的廉价的价值观，“我为什么跟你一样？因为我们有共同的文化传统，那么其他的东西就不需要论证了。”
在刘培峰看来，这种廉价的价值观可能会使其他价值观都处于一种非常弱势的地位，“当原有的价值观和理念出现危机后，民族主义这种不需要论证的价值观有了活动的领地，反思和批判会被简单的情绪所覆盖。”
发挥社会组织的治理作用
中国的民族主义在19世纪末20世纪早期中国社会转型中产生，在种种迷雾中，如何化解民族主义情绪？刘培峰认为构建公民社会是有效途径。而在构建公民社会过程中，要积极发挥社会组织的治理作用。
刘培峰认为，社会组织是政府动员社会的工具，失去了多元社会组织支持，政府的政策就可能缺少有效的支撑。
刘培峰认为，“社会建设根本在于社会主体性的培育，尤其是自组织的社会生活的培育。”
社会组织参与政治和社会生活
改革开放后，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中国社会实现了由传统的乡村社会向城市社会的转型，伴随着转型的是社会的分化，社会由高度同质的、有共同体价值取向的一个总体，向利益分化、不同价值的次级群体转移，这样如何把这些次级、利益分散化的群体组织起来就成为社会建设的关键问题。
“解决问题的思路也很明晰，那就是不同利益群体的集结。”刘培峰说。他认为，社会管理也就是不同的初级的利益团体的再集结。这种集结事实上也是从两个方面展开，首先，初级的社会组织通过组织联盟、支持性组织等方式实现由小的组织群体，向大的组织群体的集结，形成有不同价值取向的大的利益集团，参与政治和社会生活。其次，政府扩大公共参与的渠道，将不同层级的社会组织纳入到利益表达和利益诉求的渠道中，通过政治程序规范约束利益团体的表达。
如何促进利益的均等化？刘培峰认为需要从两个方面进行，首先，大力推进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在基础教育、基础医疗方面实现全国均等全覆盖。其次，需要加大税收制度改革，使税收真正发挥调节财富的作用，对于由税收而产生的公共财政也需要进行改革，改变吃饭财政为社会保障财政。再次，鼓励公益性组织的成长，发挥慈善和公益组织第三次分配的功能，通过社会和政府的共同作用，使边缘群体和弱势群体可以参与到社会生活的分配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