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给2600万农民工每月发500 失业人员救助要5000亿 要赶快做！

4月17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要加大“六稳”工作力度，保居民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保粮食能源安全、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保基层运转。在“六保”之中，“保居民就业、保基本民生”位居前两位，如何“保居民就业、保基本民生”？

在4月21日中国体改研究会主办的2020年宏观经济形势与改革走势座谈会上，国家信息中心首席经济师祝宝良建议，要保农村的部分人群——在农村的1.2亿非农业人口和2600万农民工。“对于这部分不到1.5亿的人，我主张每人发500块，（发放的）渠道可以利用农村的扶贫政策。”

国家统计局近期发布的数据显示，3月城镇调查失业率5.9%，就业人数比1月份下降6%。“这个6%里面并不包括2600万的农民工，这部分群体还没有回城，或者还没有工作，但并没有被纳入统计失业的范围。此外，在农村还有1.2亿从事非农业的人。要对这1.2亿非农业人口和2600万农民工，进行适当的救助。”祝宝良说。

如何救助这部分农村人口？

“在就业不足的情况下，农村贫困人口会增加。保障农村这部分人*基本生活水平，每个月每人需要500块的支出，用于吃饭、住房。对于这部分不到1.5亿的人，我主张每人发500块，（发放的）渠道可以利用农村的扶贫政策。”祝宝良补充，还要保城镇失业人员以及相对应的企业，可以通过失业保险机制等来做这一群体的保障。“（农村失业人员、城镇失业人员）这两块的（救助资金）加起来应该需要5000亿元的水平，这个事儿要赶快做。”

祝宝良还建议，要保企业的生产力不要受到很大的破坏，一旦疫情结束可以很快恢复生产。“从一季度保中小企业到转向保外贸出口企业。采取的措施可以包括：注入资本金；继续落实减税降费措施；保企业供应链；此外，在民间制造业投资意愿很低的情况下，要保必要的制造业基建投资维持经济运行。”祝宝良说。

对于未来的政策取向，祝宝良认为，今年的财政政策一定要加大力度。“目前中央已经确定了要发行特别国债，特别国债不能用在融资上，应该干三件事：一是设立纾困资金，给企业注入资本金；二是解决中小银行资本金不够的问题，注资中小银行让它有放款能力；三是想办法留一块钱注资IMF，通过IMF这个渠道，通过国际合作这个渠道以及全世界发展中国家。此外，特别国债还要用于扩大消费，我支持现在城市里发消费券，这块消费不是贫困人口的，是为了扩大消费支出。”

此外，祝宝良还表示，建议今年增长的目标设在3%，通过这个目标来稳定中国经济。

北大教授：强烈呼吁给百姓直接发钱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日前在一档节目中表示，受疫情影响，我国目前复工率*高的是制造业，复工率接近100%，但复工不等于复产。而服务业的复工率能达到30%就不错了。

姚洋强调，现在*位的任务是刺激消费，应该给百姓直接发钱。他分析称，美国的政策弄错了方向，拼命给经济注入流动性，但流动性对企业没有多少用处，“因为它们都没开工，不需要流动性，企业需要的是订单，所以现在*位的任务是刺激消费”。

此外，姚洋表示，衰退一来，*不是平衡的。“有人坐在家里照样领工资，可是失业的人一旦没有工作就没收入。北大的调查显示，收入*低的40%的人家几乎是没有储蓄的。他们如果没工作，就没有生活来源。我强烈呼吁，给百姓直接发钱”。

“如果平均每个人发1000块钱，中国有14亿人，要发1.4万亿元。1.4万亿元不用发给所有人，发给收入*低的40%，那每个人就可以发2000多块钱，就可以刺激消费”。

除了发钱外，姚洋还认为，发些消费券还是管用的。“比如针对汽车的消费券。如果能给消费者发汽车消费券，有几千块的补贴，我觉得会有效果”。

对于姚洋的提议，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经济学终身教授金刻羽也表示支持。她直言，这次经济事件受打击*大的是居民和企业，这次危机会加大贫富差距。

“我们做过数字调查，受*大打击的还是低收入、没有现金流和低储蓄的人群。每次经济危机以后，就业基本没有能够完全恢复到之前状态的，这些企业都会做调整，它们裁了人以后，有可能利用这次危机做很大的商业模式转变，包括数字化和新的技术。科技对就业的冲击已经非常强了，这是全球要面临的*大难点，这次疫情只是在加速它的发生。所以很多失业人群不一定能回来再找到工作，导致贫富差距将会加大”，金刻羽称。

她强调，自己我支持发钱的原因是要为居民考虑，“要直接把钱给到他们的手里，因为这次袭击是直接对他们有影响，而不是金融系统转变到实体经济”。

对于大规模释放流动性可能会引起通胀的担忧，金刻羽认为，不必要。“需求都上不来，很难讨论所谓的通胀。虽然现在货币非常宽松，但2008年以后所谓的无限QE也没有产生通胀，现在从根本上和之前是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