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富差距问题一直是政府、百姓关注的大问题，每年两会及各种重要会议上都会涉及，解决的方案也提了很多，但多年以来贫富差距问题并未有效解决，只能说是略有缓解，距离发达国家全民共同富裕的目标还有较大距离。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反映社会贫富差距水平的基尼系数自2006年到达0.487的顶峰后一直处于下降趋势，2014年下降至0.469，但离国际标准0.4的警戒线仍有较大的改进空间。
那么造成贫富差距拉大的原因都有哪些？一般认为，导致分配不均的根源有两个方面，一是初次分配，再是二次分配。
初次分配主要是指通过劳动、土地、资本等生产要素所创造出的国民收入。从初次分配角度看，近年来我国政府与企业收入增加速度显著快于居民收入增加速度，劳动收入占GDP比重有逐年下降的趋势。造成这个结果的原因在于，一是近年来我国经济增长模式主要以地方政府为主导的重化工产业、钢铁、房地产、高铁、高速公路等资本密集型行业为主，这些行业的特点是短期对经济带动力较强，但吸引就业能力十分有限，且因各地GDP竞争导致的地方政府错误补贴政策带来了规模较大的产能过剩问题，随着资本密集型行业投资回报率的下降，经济回调的压力也随之增强，短期为提振经济又不得不继续对资本密集行业政策宽松，导致就业率上升速度放缓，收入差距难有效调节；二是我国城镇化率仍较低，2014年城镇化率虽已达到54.77%，但距发达国家仍有差距，城镇化率较低的背后是农业人口仍较大，农业对经济贡献率低带来农民收入增加缓慢；三是服务业属劳动密集型行业，对就业贡献较大，但目前我国服务业无论是从业人口还是产值与发达国家仍有差距。
再看二次分配，二次分配主要是指国家通过税收、转移支付、价格等形式参与国民收入分配的过程。从税收角度看，当前我国税收制度*大的问题在于流转税占比过高，而财产性税收占比过低，近年来我国流转税占税收收入比重近七成。当然，这也需考虑历史因素与现实情况，流转税在商品生产与流通环节征收，相对于财产税更易征收，但结果确是大量普通消费者成为了纳税主体，没有真正有效起到税收的“劫富济贫”功能；从资产价格角度看，近年来我国货币政策严重受制于经济发展模式，加入WTO后，受外向型经济拉动影响，外汇占款连年快速增长，基础货币投放过大，直接带动了国内资产价格大幅提升，资产价格大幅提升客观上拉大了“有产阶级”与“无产阶级”间的收入差距。
自去年以来，国家出台了多项宏观经济政策，使初次分配情况逐渐好转。先是新型城镇化建设提升至国家重点工作任务层面，国家不断加大对落后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土地流转提高农民进城比率，而后国家鼓励中小企业发展并逐渐清理政府行政审批事项，“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局面正在陆续显现，再是地方政府正在逐渐摆脱“GDP论英雄”的竞争发展模式，“一带一路”战略构想及亚投行的建立是逐步化解我国产能过程问题的点睛之笔。假以时日，随着城镇化率的提高，初次分配对贫富差距的影响会慢慢减小。
相比于初次分配，二次分配改革尤其是财产税改革推进难度巨大，这点从房产税政策落实的举步维艰就能看出端倪，单单是一个房产税前置条件的不动产登记信息全国联网的推进就阻力重重。究其原因，流转税从商品生产与流通环节征税，具有隐蔽性与可得性，各种商品的价格都已计税，容易被民众接受。但财产税则直接面对个人征收，征税成本高、征税难度大，且需全国信息联网，搞不好还会像某些西方国家资本利得税政策导致富人短期大量移民，且财产税的被征收者往往是社会的富裕阶层，这部分人在社会中具有较大的话语权，容易左右舆论。
另外，给予每个公民平等的配置资源的权利也是二次分配的重点问题，比如受教育权、公平就业权、公平购房与购车权等等，从这点说当前各地购房、购车的行政性限购政策同样不利于缩小贫富差距。
缩小贫富差距不仅是个经济问题，更是个社会问题，中产阶级人群过少、高收入与低收入人群较多会增加社会的不稳定因素。研究显示，在经济下行周期由于工资的粘性，劳动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会上升，资产性收入占比会下降，贫富差距在此阶段被拉大的可能性较小，在经济上升周期则相反。当前我国经济正处于调整期，因而是缩小贫富差距的*佳时期，二次分配改革特别是财产税改革是*，且是改革进入“深水区”的必经之路，未来只有坚定不移地推进房产税、遗产税、赠与税等财产税才能从根本上缩小贫富差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