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教育的投入之大、人才平均水平之高，对推动中国经济在低收入发展阶段的快速增长非常重要，因为它适合了模仿和改进中的追赶功能，加上我们的毕业生基础知识扎实、模仿能力强，当然挣钱的动机也很强，员工队伍整体就有了很强的执行力，就追赶上来了。
我们知道杰出人才的出现是一个小概率事件，如果说天赋对不同的人种没有太大的差别，杰出的概率应该与人口成正比。中国有13亿多人口，除了莫言以外，在自然科学和经济领域，至今没有中国本土学者获诺贝尔科学奖，这就说明了一些问题，我们不用与发达国家比，只需跟印度比。中印两国的人口基数差不多，印度的人均收入比中国低，印度教育的平均水平肯定不如中国，但是，在杰出人才培养方面比中国显著。在全球著名商学院中，哈佛商学院、芝加哥商学院、康乃尔商学院、华盛顿大学商学院的现任院长都是印度裔。百事、万事达的知名公司的CEO都是印度人，目前，没有中国人担任这类商学院和跨国公司的CEO。
钱学森问，为什么我们的教育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我的直觉是，杰出人才也许不是培养出来，很可能是在有利的环境中冒出来的，所以说创造环境，或者说培育远比培养更重要。比如说，获得2014年诺贝尔物理学奖的美籍日裔科学家中村修二，人人都知道，他是个从企业里成长起来的科学家。当然，能否获得诺奖，还有许多其他深层次的原因，但我强调的是，我们许多人的好奇心和想象力，在受教育过程中被扼杀了。
好奇心和想象力部分来自天生，至少有一些人是这样的，但是后天会把它磨灭，教育为了追求通过率、企业为了追求产出率，身处其中的人，其好奇心和想象力就变得越少。在好奇心和想象力被抑制、被扼杀，在个人个性发展受压抑的情况下，人与人之间的差别就减少了，所以说我们培养出来的人的方差小，可能不是因为中国人先天方差小，而是后天被人为地压缩小。方差小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在发展的不同阶段是不同的，在低收入阶段，经济发展主要靠模仿和改进，人才方差小，无关大局，甚至是长处，只要均值不低就可以。但进入中等收入后，当需要创新发展时，方差小的后果就严重了，因为影响创新，特别是颠覆性创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