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4年9月10日夏季达沃斯论坛的开幕式上，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表达了对新一届政府掌控中国经济的信心。他的这番话或许可以看作是对某种疑虑的回应。今年，中国经济的增速继续放缓，经济下行的压力加大，虽然官方表示，中国经济的增速进入了一个“七上八下”的新常态，风险总体可控。但是仍然有国内外的经济学者和人士担忧，经济不断下行可能会导致一些风险的爆发，甚至有可能引发经济危机。中国农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向松祚就语出惊人，他说中国发生系统性、全局性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已经超过60%，甚至可能超过70%。那么中国经济放缓到底将给我们带来什么？中国经济怎么样才能健康发展？本周我们继续问答国际金融论坛主席成思危。
吴小莉：从2013年开始到现在，海外在唱空中国经济，甚至硬着陆这样的说法都时而有之，你怎么看这样的说法？
成思危：困难一大堆你可以摆出来，但是你从一季度和二季度的这个增长情况看，就看结果看并没有太大的下滑，对不对？去年（GDP）全年是7.6％，对不对？今年也就是7.4％，7.5％这样的情况，所以我认为今年三四季度通过努力保持在7.5％左右，应该不是大问题。退一万步说，就算下降到7.2%，7.1%也还在7％到8％合理的范围内，所以没有什么太多可以担心的，我是个审慎的乐观主义者，我觉得我们看问题应该是看大势，看主流，看隐患。那么中国经济实际上从2013年开始，就已经是进入了一个我们叫做中高速平稳发展的阶段。从2013到2022年这十年当中，这个周期当中，我认为是平均可以保持七到八的这样的增长速度。
解说：2013年，中国新一届领导集体正式上任，随之公布的不仅是中国经济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成果，也包括一份旷世“问题清单”。
成思危：要采取措施来加以逐步的整治，当然这不是一个短期的过程，所以我的预计，大概到2018年换届以后，2019年的经济会有所上升，会超过8%，原因就是三中全会的决定逐步落实。主要领导治国理政的经验更加增加。那么新一批领导，这个地方领导人上来，也会更加努力的工作，所以2019年可能会突破8%。但是从整个周期来看，大概也就是平均7％到8％。
而到2023年，可能就还会下降一点，可能会叫做六时代，因为那个时候我们的基数大了，我们没有必要去再追求过高的发展速度，另外我们需要用更多的精力来改善民生，改善环境。
解说：对于经济增速有可能滑出底线的风险，国务院研究室司长向东说：“政府预留了很多的杀手锏，会采取一些必要的措施来稳定经济增长。”然而，一些经济学家认为，政府若仍以投资拉动经济，虽然能够换来一时的经济增长，但不利于结构调整，不利于长期经济发展。
吴小莉：有学者像您的观点是一样的，觉得现在*大的风险就是怕重复思维，以这种虚火，刺激经济的方式拖延了改革的步伐？
成思危：对，这一点我是觉得是非常重要的，所以现在就是清理过剩产能的问题是必须要坚决去做的。
吴小莉：在今年4月份为了抵挡经济下滑的这种压力，政府对于一些非产能过剩的领域进行了一些微刺激，但是也引发了一些讨论，会不会进行全面的刺激这样的一个议论，您的意见是？
成思危：我的看法是现在中央已经很明确，*不搞全面的经济刺激了。因为全面经济刺激在2009年我们已经接受了教训了，对于一些产能不过剩的，或者说是代表新兴产业方向的一些产业给予一些扶持和刺激，是完全必要的。
解说：中国经济社会高速发展下产生的诸多问题让人们重新审视幸福这个命题。如今中国告别持续30多年的高速增长，进入“七上八下”的“新常态”，又会对人们的就业和收入增长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吴小莉：瑞士信贷在2011年出了一个报告，它说预测未来的五年内也就是，大概那时候2011年所以大概到2016年左右，中国的工资增速将会达到19%，远远超过GDP的增长，所以很多人想问，您觉得这样的预测靠谱吗？
成思危：我觉得不大靠谱。为什么不大靠谱呢，工资的增长取决于两个方面，首先*重要的是取决于劳动生产率，其次是取决于分配。拿我们现在第二产业看，我们第二产业的劳动生产率，大概我们是两亿就业人员，创造的增加值是22万亿左右，也就是相当每人11万，这11万政府税收要拿掉一部分，企业要留一部分，所以个人来说，根据统计局报道的数据，平均工资也就是五万多。就算企业，一个钱不留，政府一个税不收，你不也才11万，你要每年增加19%的话，上哪去增加，这是一个问题。
吴小莉：那您觉得未来比较合理的工资增长是多少，才能够让民众真正去享受到这个改革的红利？
成思危：我认为如果是七到八的经济增长速度的话，九到十的工资增长已经是相当不容易了。
吴小莉：有人觉得说（GDP增长）7%到8%，这样的一个估算，对于保就业是很重要的，那您的估算到2023年6%是不是就能够维持我们的就业？
成思危：你要有7%到8%的增长，才能保证一年1100万到1200万人的就业。实际这种思维是一种线性思维，它没有考虑到各方面的因素。假如说你的产业结构改变了，你的服务业发展了，对不对，那你就不是说单纯的靠第二产业的就业问题了。你农村的劳动力转移到城市，它的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了，对吧？在农村种地一年创造的社会财富很少，而进入城市以后，它变成进入第二产业或者第三产业它创造的财富大大增加，创造财富大大增加也就说人们消费的能力大大增加，所以第三产业的发展就会更进一步的增加。而第二产业的产品也会有更多的销路，所以到了2023年我们的产业结构变化了，我们的人民整体的收入水平提高了，劳动生产率提高了，那就不是这样一个算法。
主持人：2014年被称作中国全面深化改革年，其中金融改革尤其受到关切。特别是在改革的步调和节奏方面，存在不同的意见。既有人担心国企改革、财税改革、政府行为约束不能够协调推进，风险太大；也有学者认为中国的金融改革完全可以走得更快。
吴小莉：您觉得中国的金融改革是快了呢，还是慢了呢？有什么样的例子？
成思危：现在来看我总看还是慢了一点，比如说我们原来想搞金融衍生品、股指期货，中金所都成立了，但一下金融危机来了，大家总是担心风险多于推出的好处，所以几年没开张，那么这个实际上就是耽误了一段进度。实际上还是慢，实际上我觉得就是邓小平说的大胆试，允许看，不争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