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经历了数十年的快速增长，发展成就举世瞩目。按照林毅夫等1999年的分析，中国经济高速增长背后的逻辑是，沿着符合比较优势的路径在国际分工中获得竞争优势，从而实现赶超。借助劳动力丰富的禀赋特征，中国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市场份额不断扩大，使之嵌入到“以日本为领头雁，亚洲四小龙、东盟国家紧随其后”的雁阵发展模式中。

 

　　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竞争优势正在被削弱

 

　　然而，随着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中国的劳动力市场呈现出一系列显著的变化。农民工工资的持续上涨，使劳动密集型产业面临新的技术选择和区位调整。金融危机之后，海外消费市场的疲软以及订单的减少，构成了来自需求方的挑战。在要素市场方面，农民工工资的稳步攀升使企业的低成本发展战略难以为继；而人民币逐步升值则进一步削弱了外向型加工制造业在国际市场的成本优势。中国劳动力丰富的禀赋特征正在发生逆转，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竞争优势正在被削弱，经济增长亟待寻找新的动力。

 

　　面对劳动力成本上涨，步入中等收入阶段的“世界加工厂”将何去何从？世界银行曾经力推非洲抓住契机，接过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接力棒”。另有观点提出，地处南亚的印度仍处在人口红利期，越南、老挝、缅甸等国收入水平较低，有可能取代中国成为新的“世界加工厂”。但也有学者认为，上述地区无法承接中国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产业。日本学者小泽辉智2010年曾撰文指出，中国内陆地区仍具有低成本优势以吸引产业转移，而政府也无意放弃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路径，同时非洲的基础设施建设水平还远远不足以承接制造业的发展。

 

　　产业雁阵转移开启大国内迁模式

 

　　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是生产要素资源禀赋的动态变迁，即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状态已经消减，制造业的劳动力成本开始上涨，由此形成了促使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人力成本更低地区转移的压力。先发地区在工业化的过程中，将丧失比较优势的产业和技术转移到后发地区，后者通过产业承接实现赶超战略的过程，被称为雁阵模式。

 

　　雁阵模式由日本学者赤松（Akamatsu）首先提出，用于描述产业结构在东亚地区阶梯式升级、继起式转移的过程。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从日本转移到亚洲新兴工业经济体，进而转移到东盟国家和中国。实施赶超战略的发展中国家，在发达国家FDI的牵引下，往往会沿着“进口→自主生产→出口”的路径实现财富的积累，同时随着本国收入水平的提高和资本的积累，生产高附加值的产品，将低附加值的产业向外转移。从产品类型的角度看，产业变迁的路径往往是由消费品制造业到资本品制造业，这是雁阵模式的引申类型。

 

　　考虑到中国幅员辽阔、地区发展具有差异性，而制造业主要集聚在东部沿海地区，产业转移并不必然地指向非洲或者南亚，而是有可能在国内延伸。有学者指出，小国经济资源禀赋单一，其产业结构具有同质性，一旦比较优势发生变化，经济整体就进入新的发展阶段；而大国经济在地区之间具有异质性，一些地区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时，另一些地区可能仍处于*初的发展阶段，因此大国雁阵模式表现为一个独立经济体内部不同地区之间的产业转移与承接。我国现阶段呈现出的如下特点，将有助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内陆地区延伸，而不是向其他国家转移。

 

　　首先，我国各地区所处发展阶段的梯度将形成各自的比较优势，而这正是产业呈现飞雁式继起关系的关键。发展阶段的差异，将从供给和需求两方面对产业结构的变迁产生影响。在要素供给方面，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地区拥有不同的人口结构，很多发达地区已经步入老龄化社会，而后发地区仍有较丰富的人口红利可以挖掘，这都将通过用工成本的差异引导产业转移。在市场需求方面，后发地区本身就是快速成长的新兴市场，对消费品需求的增长形成了产业转移的牵引力；而发达地区对消费品的需求已趋于稳定，对资本品的需求占比逐渐提高，也需要提升产业构成，以适应本地的需求。

 

　　其次，中西部地区的人口年龄结构更具生产性，劳动力资源禀赋相对充足。按户籍人口计算，中西部地区的人口抚养比仍然低于东部地区，意味着中西部地区仍有人口红利潜力可以挖掘。虽然大量中西部地区劳动力在沿海地区打工，但是发达地区的高生活成本以及难以在短期内解决的农民工市民化问题，形成挤出效应促使劳动力回流。在这样的情况下，“离土不离乡”或不出省的迁移模式，将变得更具吸引力。

 

　　*后，全国经济发展战略的重心转向内陆，内陆省份的引资力度持续加强。就一国内部而言，跨区域投资是雁阵模式承接继起的纽带。必需品消费市场的饱和、劳动力成本的升高，以及对高附加值产品的追求，促使发达地区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向更具优势的地区转移。而投资渠道的畅通和引资政策的得力，是后发地区经济起飞的关键。在中部崛起、西部大开发的战略指导下，我国内陆地区持续改善的基础设施状况和地方政府强有力的招商引资动机，都有助于吸引东部产业的转移。

 

　　内迁模式并非长期*优选择

 

　　阶梯状的发展格局，为我国发达地区产业转移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和适宜的条件。为此，国家的产业政策可以由以往的吸引外资，转向改善内陆地区的投资环境。然而，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西部转移，虽然在全局上为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赢得了时间，为中西部地区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但在战略选择方面仅是次优路径，而非*优选择。

 

　　按照青木昌彦对经济发展阶段的划分，中国已经走过了以结构变化为主要增长动力的库兹涅茨阶段，正在向以人力资本积累为标志的H阶段迈进。由中西部地区承接东部地区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既没有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又无法加速积累人力资本，因而不是中国发展的主线，而只能作为缓解阶段转换空档过程中的一种权宜。劳动密集型加工制造业，只是赶超战略发展历程中的一条必由之路，而并非*终目标。只有当中国甩掉了“世界加工厂”的帽子，才是走上了更加高效可持续的发展之路。

 

　　两年前，世界银行力荐非洲的发展中国家抓住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的机遇，延续东亚雁阵发展模式，这是很具前瞻性的建议。纵使非洲目前存在基础设施落后、制度环境不够友好等问题，但在中国持续的建设投资项目和世界银行的援助和引导下，这些问题都在逐步缓解。短期内劳动密集型产业在内陆省份延伸的条件更充分，但中国总要迈向由全要素生产率驱动的发展路径，到那时或许非洲将成为继中国之后的下一个“世界加工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