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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5月17日来源：瞭望

　　人口再生产的长周期性，决定了人口结构的变化是渐进而缓慢的，一般要历经几代人的时间。因此，一定时期内的人口结构对经济社会的发展产生的影响也将是持久而深刻的。

　　这一特性决定了人口政策的效果具有很长的滞后性和延续性，即使政策调整，前期政策的作用还会持续相当长的时期，这就要求政策必须具有很强的前瞻性。这种前瞻至少应当有一代人的提前量，以便人口结构的变化赶上若干年后社会发展的要求。所谓未雨绸缪，为子孙计，用在人口政策上是非常合适的。

　　至今，我国计划生育政策取得了公认的成果，然而也在累积一些新的问题，目前有关讨论相当活跃。我认为，在目前的人口结构下，有两个差别值得我们关注。

　　*个是，由于继承人数、家庭财富的差异，城乡之间下一代人的贫富差别会拉得更大。

　　城镇家庭的收入、家庭财产本来就大大高于农村家庭，而独生子女又是*继承人。相比之下，农村家庭收入低，多个子女均摊的是相对微薄的家庭财产，这使城乡之间目前本来就很大的贫富差别在下一代将会拉得更大，潜伏着不稳定的社会因素。

　　人均收入方面，2010年我国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9109元人民币，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5919元，不及前者的三分之一。家庭财产方面，根据北师大教授钟伟比较粗略的估算，现阶段城镇居民拥有约125万亿元财产，农村居民拥有35万亿元。分别平均到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头上，城镇居民人均拥有财富量约为23万元，其中确权财富约为人均20万元；农村居民人均拥有财富约为17.5万元，其中确权财富约为人均5万元。

　　农村居民的名义财富量主要是土地，但土地等所有权属性及价值不够明确。如果按确权财富即土地之外的动产和不动产计算，城镇居民人均拥有财富约为农村的4倍，这个差别已经很大了，但是如果计算可继承的财产，这个差距更加惊人。按城镇三口之家计算，现阶段其独生子女能够继承的父母的财富约为40万元，农村按两个子女的四口之家计算，现阶段每个子女能够继承的父母的财富仅为5万元，两者相差达8倍之多。如果考虑到实际上农村家庭超生的情况相当多，而城镇家庭超生的情况特别少，这个差距可能会更大。而富裕和少生、贫困和多生往往会产生相互强化的马太效应，使得这一问题更加严重。

　　第二个是，计划生育政策下出生的城乡第二代乃至第三代的素质结构差别的拉大。

　　在现阶段，受教育程度较高，抚养和教育子女能力较强的城镇居民基本上都只生一胎，由此往下，受教育程度越低、越贫困的家庭多胎情况越普遍。因此，年轻人口*大的基数在农村。相对贫困的多子女家庭，无论在抚养能力还是在教育投入上都力有不逮，导致农村多子女家庭的子女获得的教育机会和资源远低于城镇独生子女。以高校学生比例为例，2009年1月《人民日报》的文章指出，全国范围内高校农村生源比例逐年下降，到2008年约为50%，而在收费较高的重点高校，这一比例仅为30%左右。农村考生多数涌向收费低或不收费的高职高专或提前批次录取院校。

　　受教育机会的不均和教育资源分配的差别，造成计划生育政策下第二代乃至第三代人口素质整体上的被拉低，包括营养水平和受教育程度的拉低，是形成正金字塔型的人口素质结构而不是合理的“枣核型”结构的原因之一。据2008年有关方面的数据，我国农民平均受教育年限是7.8年，初中、小学文化程度占70%以上，外出务工的农民受教育的程度相对高一些，也只有大约8.3年，而城镇居民受教育程度平均为11年。在未来的几十年里我国劳动力的净增加绝大部分将来自农村，来自受教育程度相对较低的群体。劳动大军整体素质的低下将使我国的技能型人才严重不足，*技术人才更为短缺。经济转型需要一支高素质的知识大军，而不是低端产业中的农民工队伍。另外，部分素质低下的人群也容易被边缘化。

　　民族的素质决定未来社会的质量，不合理的生育结构造成的这种不合理的人口素质结构，其作用将是隐形的和长远的。目前的计划生育政策对受教育程度不同、户籍不同的阶层产生的效果，催生了并在继续强化着这种不合理的人口素质结构。

　　人口的素质关系到全民的知识水平，劳动技能，社会安定乃至未来社会的内涵，在中国21世纪的发展中是和年龄结构、性别结构同样重要的因素。但目前关于人口政策的议论，多是围绕年龄、性别结构的调整，有意无意地绕开了这个相对敏感的话题。□

　　宋振峰：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