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一年毕业季。
不过，疫情冲击之下，今年面临的就业压力之大*。宏观数据显示，疫情暴发的2月，城镇调查失业率从1月份的5.3%直接攀升到6.3%，上升了1个百分点，创下了2018年公布数据以来的新高。尽管随着疫情的控制，失业率有所回落，但仍在5.9%的相对高位上。
“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来看，现在还有1.2%左右的‘.在职未就业者’，把这部分考虑进来，截至5月底，我国失业率或在7.1%左右。在未来1-2年内，如果不会再出现重大突发的其他事件和特殊情况，那失业率很可能会围绕着6%上下波动。”在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公司联合主办的“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热点问题研讨会”上，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教授、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主要成员丁守海表示。
有就业才有民生。无论是去年的“六稳”，还是新提出的“六保”，都将就业摆在了首位。
在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张车伟看来，从根本上来讲，解决我国的就业问题，还是要和国家下一步经济发展大的趋势、形势密切相关。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就业研究所所长曾湘泉也认为，短期而言，解决就业问题还是要依赖于经济增长，没有经济增长想要解决就业问题还是困难的，要出台一系列的宏观刺激政策，拉动投资消费，拉动增长，来吸纳和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中长期来讲，还依赖于新的增长动力，比如城镇化的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在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公共管理学院李实看来，应该将失业保障的“保险网”“保障网”织得更加严密，让失业保险、失业救济包括失业人员的培训公共服务等方面尽可能的能够覆盖更多的人群，特别是对农民工，实现好“兜底”作用。
就业压力增大
在疫情冲击下，今年的就业形势变得更加严峻。
数据显示，截至5月份，城镇新增就业人口460万，同比减少22.95%，城镇新增放缓趋势很明显。城镇失业人员再就业人数，就业困难人员就业人数同比减幅都超过了24%。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就业研究所发布的中国就业市场景气指数显示，2019年四季度为2.18%，今年一季度为1.43%，环比减少了0.75个百分点，和去年同期相比降低了0.2个百分点。
从行业来看，当前就业矛盾的焦点问题，一方面集中在高接触服务业的从业者，比如住宿餐饮业、文化旅游业、休闲娱乐业和其他行业等。
“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首当其冲的就是服务业，可以看到这次疫情实际对国民经济就业冲击面比2003年大得多。在目前3.67亿服务业从业人员中有将近2亿是从事生活服务业，我们认为，至少应该有8000万是从事高接触服务业，占到服务业总就业人数1/5以上。”丁守海说。
除了高接触服务业之外，制造业也受到了较大冲击，目前我国工业就业人口大概1.5亿，制造业大概1亿。特别是从事出口的制造业部门，就业困境可能会更大。从3月份以来，我国的出口形势仍然非常严峻，前5个月，我国出口金额累计同比减少75%，其中劳动密集型产品遭遇的困境更大。
“对就业的冲击不仅仅体现在失业率和就业率的数字上，另外一个重要的是收入水平的变化。而收入水平的变化，统计数字很难反应，但对老百姓的影响非常大。”张车伟表示。
数据显示，一季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减少3.9%，农村居民减少4.7%。
“与此相对应，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1-5月份下降了7.4%，企业利润也相应出现了大幅度下降，企业的用工人数特别是工业企业的用工人数，2月份大概下降6.4%，5月份下降4.2%，首位有所缓解，但这个比例还是属于比较偏高的水平。”李实表示。
事实上，就业矛盾的焦点正是在于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这次疫情对中小企业的冲击远远大于大企业，很大一个原因是中小企业经不起消耗战。中小微企业吸纳了80%以上的就业，这也导致就业受到一定影响。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就业研究所和智联招聘*近联合发布的《大学生就业报告》显示，一季度大学生求职人数同比增加69.82%，但招聘需求却减少了16.77%，供需矛盾凸显。
从全国情况看，从中央政府到各地政府，为了保市场主体，给中小微企业的扶持政策基本给到位，下一步有可能会出现政策边际效应递减。如果市场需求迟迟不能恢复，中小企业困境迟迟不能得到缓解，有可能会触发倒闭潮。今年一季度，大型企业的就业景气指数是1.27%，中小微企业大约只有0.6%-0.7%之间。这也显示出目前中小微企业就业的困境。
以增长改善就业
在张车伟看来，这次就业冲击和传统的就业冲击完全不同的，冲击力度极大，影响极广，同时，和我国过去的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叠加在一起，怎样应对这次结构性失业问题，成了接下来的难点。
“现在疫情本身不确定，中美贸易战还在延续，社保部门把征缴办法放到税务局去，造成了企业排队，这都是不确定因素。”曾湘泉说。
在长江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总裁助理伍戈看来，这次疫情是供需双方面冲击的，目前的高频数据显示，供给方面的修复相对比较迅速。这些供给面修复的迅速程度既体现在原材料一些产品的供给上，也体现在复工复产和劳动力复工方面。全国范围总体而言，劳动力供给的约束在疫情之下已经被逐步被打开。中国国内经济从高频数据来看，在迅速的、快速的V型反弹过程中，进程之快超乎想象。
不过，这种快速反弹并不可持续。
“疫情的冲击和金融危机、汶川地震的冲击不同，很多行业的消费意愿和投资意愿要修复到过去的情况非常困难，很多与边际消费倾向递减相关的行业，在未来一到两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根本得不到修复，这是更加糟糕的问题。”伍戈说。
在李实看来，在现有经济结构的情况下，就业的潜力基本上已经差不多了，因此，创造新的就业岗位和就业机会非常重要。除了经济发展之外，整个社会发展也要考虑。
同时，从补短板的角度来看，如果进一步弥补民生的短板，完善农村的公共服务，包括农村的学前教育问题、农村老年人的养老问题、公共服务，都有很多的就业机会在里面。
丁守海建议，应该把“六保”中的前三保：保就业、保民生、保市场主体有机结合起来，在就业政策体系中要把消极就业政策和积极就业政策进行搭配比例的调整优化，提高就业政策的精准性和性价比。要适当调高失业率的上限目标，让积极就业率政策更从容，消极就业政策更充分。
要将隐蔽性失业的评估纳入失业率调查中，建立起失业率的预警机制。大力发展灵活就业，特别是新就业形态与地方经济形成互补。精准推进重点群体的就业工作，着力缓解农民工和高校毕业生的就业难题。引导企业行为，防止在疫情期间，一些企业加速上马机器人来取代人工。
*重要的是，在其中，要保市场主体，保市场主体就是保住就业的基本盘。下一步，应不断完善就业保障制度，完善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以及消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