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才是中国崛起、建立创新型国家的关键。中国要建立全球人才高地，就要吸引更多的海外人才，跳出14亿这个范围，从全球70亿人口中寻求所需人才。然而，目前中国的国际人才所占比例很低。不仅如此，中国的人才外流现象严重，每年都有大量留学生滞留海外。尽管近年来出现了“海归归国潮”，但很多高精尖人才仍未归国。
根据全球化智库（CCG）近期发布的《中国留学发展报告》数据，尽管近年来留学归国人数与出国留学人数的差距在逐渐缩小，但整体上中国仍处于人才外流状态，人才赤字明显，在海外取得博士学位者归来比例并不高。大部分学历越高，越有国际竞争力，越是世界各国需要的人才，回来的可能性就越小。
另外，颇有代表性的美国社区调查的数据显示：中国大陆出生的具有博士学位的在美人数为12.4万，占全美博士学位移民的16.4％，比印度高出0.3倍，比墨西哥高出近9倍。美国科学基金会针对美国科技工作者的调查则显示：2010年，美国的理工科博士毕业生中，出生在美国之外的有39.5万人，其中23％来自中国，高出名列第二位的印度10个百分点。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人才是实现民族振兴、赢得国际竞争主动的战略资源”。中国需要国际人才，国际人才也需要中国舞台。为此，中国应加快调整人才政策，吸引更多国际人才来华，吸引更多留学人员和海外华人归国，促进中国现代化建设。
美国是*大赢家，中国起步晚
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市场经济在全球范围内已经确立，新的科技革命给各国带来了深刻影响，全球价值链影响加剧，分工协作日益细化，跨国公司的国际产业转移速度加快，“人才争夺战”在全世界范围内打响。官方与民间、政府与企业皆不能置身其外，各大行业无一幸免。
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建立或发起了专门以寻求国际人才的机构或行动，如“联系新加坡”“德国学者组织”“海外印度人事务部”“美国回形针计划”等。美国、德国、新加坡、印度、日本、韩国等国家在寻求人才方面做得格外突出，反过来也直接支持了这些国家经济的快速发展。
美国是全球人才竞争*大的赢家，可以说是国际人才争夺的*佳“猎手”。特朗普上台以来，美国在投资移民等移民方式上收缩，但对杰出人才移民EB－1（*类优先职业移民）则给予了极大的便利。2018年，美国共发放4万张EB－1签证，其中包括EB－1A“杰出人士”移民、EB－1B“杰出教授或研究员”移民、EB－1C“跨国公司经理”移民三个类别。
以EB－1A为例，其签证基本不受排期影响，额度供需上基本处于充裕状态；审批速度也很快，15天左右申请可获批，一年之内可获得移民签证。美国正是“不拘一格”瞄准了世界各地的人才，不仅是本族裔人才，而且吸引了大量海外人才。其对人才、移民的法律化、制度化管理，也是吸引海外人才的重要因素。
中国作为国际人才争夺战的后来者，相对于其他国家起步晚，但是发展迅速。自2000年以来，一些中央直属企业的高管职位开始尝试面向海内外公开招聘。尤其是中国的一线城市，聚集了大量的各领域专业型人才。
2016年1月，公安部出台支持北京创新发展的20项出入境政策措施，实现了国际人才引进政策方面的多项重大突破。其中包括以年薪等市场化条件作为中国绿卡准入标准、对海外华人*居留提供便利；海外博士人才可以直接申请绿卡；放宽来华留学生和外籍学生在华实习就业创业许可等。2016年6月，中国加入国际移民组织（IOM），成为其第165个成员国；2018年4月，成立国家移民管理局。这些都是中国为吸引海外人才采取的重大措施。
国际人才争夺战“拐点”来临
未来几年，中国将有望迎来国际人才争夺战的“拐点”，吸引大量人才来华，使“人才净流出”转化为“人才净流入”，变“人才逆差”为“人才顺差”，直至形成国际性人才的“良性环流”。
在国际人才争夺战中，中国有巨大的优势：中国经济发展迅速，近年来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全球*大市场之一，是世界上*具发展潜力的国家之一。随着人口红利逐渐递减，国内各地区都在争夺人才红利，中国人才的缺口越来越大，对人才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国内的就业创业环境不断改善，“放管服”改革、“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等，都为国内人才和海外人才提供了良好的机会。
2017年10月，汇丰银行发布“全球移居人士年度调查”显示，中国内地作为移居目的地，职业发展机会排名位列全球第二，仅次于美国。很多受访外籍人才表示，移居中国内地后的职业前景更广阔，有更多机会获得新技能，可支配收入也增加了。
而且，国际人才来华还出现了一个新趋势，即从一线城市逐渐向二线城市和西部地区转移。这说明中国的二三线城市和西部地区对国际人才有了更强的吸引力。
根据全球化智库（CCG）发布的《2017中国海归就业创业调查报告》，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形成新中国成立以来*大规模留学人才“归国潮”，高层次留学人员正逐渐成为践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领跑者和生力军。2016年，中国出国留学人员总数为54.45万人，留学回国人数达到43.25万人。
中国在国际人才争夺战中取得了重要成绩，但也有一定不足。*，目前仍有大量高精尖人才滞留海外。第二，有的地方政府“运动式”引进人才，一定程度上出现了形式主义，造成资源浪费，且政府出面引才易被他国误解，存在一定的政治风险。第三，吸引人才的“灵活性”不够，执行上往往“一刀切”。
比如，引进人才有55岁的年龄限制，55岁以上的资深海外人才就可能被屏蔽在外。此外，高额的个人所得税也是阻碍引进国际人才的一大因素，相比韩国36％，日本37％，新加坡22％的*高税率，中国45％的*高税率远高于周边地区。
学习各国吸引人才政策的经验
人才战争的成败，*终决定一个国家在全球化背景下走向世界的命运。因此，在国际人才争夺战即将出现“拐点”的今天，中国应提前做好准备，打好这场攻坚战。中国应学习各国吸引人才政策的经验，以制度化、机制化、法律化、市场化的手段来“聚天下英才为我所用”。
在机制上，改善吸引海外人才的方式。
首先，人才引进前期工作还需更高层面的统筹。目前的“千人计划”由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工作小组组织领导、统筹协调，并由中央组织部、人社部与教育部等多个部门组成。而吸引国际高层次人才需要专业的部门在全球搜索、关注、接触、挖取人才，解决其后顾之忧，并对人才来华后的服务工作等方面进行专业化操作，这就要建立更高一级的机构来进行高度统筹。
其次，在具体引才方面，应通过“人才猎头”这一国际通用的方式引进海外人才。中国应建立一大批猎头公司、劳务公司和人才公司，直接与相关人才联系，这样不仅可以得到国际上的认可，还能更加精准地吸引人才，创造良好的“人才引进生态环境”。
再次，应对高层次、资深的国际人才进一步放开门槛、细化规则，增加弹性和人性化设计。20世纪八九十年代出国的大批*高精尖留学人员，有些已超过55岁，也是我们需要争取的对象。为此，可以出台“资深人才计划”等方式，吸引55岁以上的资深海外人才来华。
在制度层面，完善吸引国际人才的各项法律法规。
相对于美国的优势，中国可以出台、制定移民法，完善移民法律制度体系建设，使中国在人才引进、人才移民与人才管理的法律框架更加科学和系统，在具体操作上有法可依。中国应发挥国家的竞争优势，目前国家外国专家局和科技部的重新组建、国家移民管理局的成立，为吸引海外人才来华提供了制度上的支持。此外，中国还应放宽“中国绿卡”的受惠面，放宽*居留申请条件，进一步扩大在华*居留申请范围，降低保持在华*居留资格的*低时限要求，开通海外直接申请“绿卡”的渠道。中国可以仿照印度的“印裔卡”，加快推出“华裔卡”，吸引更多海外华人华侨来华。近期推出的港澳台居住证取得了良好反响，为海外华人的“华裔卡”的推出提供了可能性和先例。
在市场化层面，加强海外人才的服务工作。
吸引人才，*重要的是要留住人才。充裕的研究经费、有国际竞争力的收入和权益、充分的研究自由等都是发挥人才作用、留住人才的关键。引入国际人才只是开始，而把国际高层次人才留在中国才是打赢国家间人才争夺战的关键。全球化时代，国际人才属于“全球定价”，特殊人才需要特殊待遇。因此，要采取灵活的薪金制度，以聘任制进行专才专用，对于国家紧缺的人才可考虑薪金高出国际同行水平。
在人才引进之后，要兑现引进人才的承诺，以公平公正的方式让其能够得到应有的研究经费进行研究。同时，降低个人所得税率，进一步完善解决海外人才后顾之忧的机制，帮助海外人才解决办理绿卡和社保、住房、子女上学等问题，解决包括归国海外华人在内的海外专家在国内的退休待遇问题，建立外籍人才社会保险机制等。
中国应加强与国际各类人才机构的合作，包括国际猎头协会、国际移民组织、世界大都市协会等，以及与各国的人才组织加强合作。未来，可以发起创立国际人才组织联合会，与各国加强沟通、交流人才政策，分享引才经验，促进国际人才的“环流”。
在21世纪的国际人才争夺战中，与欧美等发达国家相比，中国虽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但潜力巨大。人才是21世纪国际竞争的主要力量，未来的中国更迫切需要人才，尤其是高精尖人才。因此，中国要进一步扩大开放，积极参与国际人才争夺战。
